西北汉简中对于儒家文化图书的简文同朝鲜半岛发现的《论语》简两相衬映，明示了汉武帝以后，儒家的大一统文化跟着政权的斥地而引申到边域，政事、军事和文化三位一体，成为汉王朝建构国度招供的基本形态。

悬泉汉简是20世纪90年代出自敦煌悬泉置行状的巨额地下出土文件，所出20000多枚汉简中，除了反应中西交通、丝绸之路、西北边域的主要实质外，还有一些儒家经典保存了下来，《论语》简等于其中之一。比如：

□子张曰执德不弘信谈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一火·子夏

之门东谈主问交于子张子张曰（V92DXT1812②：215）

乎张也难与并而为仁矣·曾子曰吾闻诸子东谈主未有自致也者必也亲丧乎·曾子曰吾闻诸子孟庄子之孝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V92DXT1812②：119）

此两简应是编连在扫数的一份册书，为《论语·子张》篇的部老实容。包括分章符有字57个。每章之间连络抄录，章与章之间用墨点离隔。今本《十三经注疏》中的《论语·子张》篇总计25章842字，按此字数再加25个分章符，应有867个字符。如每简按57字野心，全部《子张》篇的实质约莫需要15支简智商抄录竣事。也等于说，《子张》篇的实质咱们所能见到的仅仅上述两简，而其另外13简仍是散佚不知行止。

字据《汉书·艺文志》纪录，汉初有《鲁论语》20篇，有《王人论语》22篇，后者除比前者多出《问王》和《知谈》两篇外，其他实质能够换取。其后又有《古论语》21篇，是景帝时鲁恭王刘余在孔子壁中发现的。将《尧曰》篇“子张问”处再分为一篇，故有两《子张》篇。篇次也与鲁、王人二论不相通，翰墨不同者有400多处。鲁论和王人论滥觞各有师传，到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以鲁论为基础，吸纳王人论，“采获所安，临了出而尊贵”，号为《张侯论》。“由是学者多从张氏，余家寝微。”东汉灵帝时所刻熹平石经，等于用的《张侯论》，而咱们今天所看到的通行本亦然《张侯论》。

张禹其东谈主，“从沛郡施雠受《易》，琅邪王阳、胶东庸生问《论语》，既皆明习，有徒众，举为郡文体”。宣帝甘雨年间崭露头角，受太子太傅萧望之鉴赏。元帝时拜光禄医生，为太子授《论语》。成帝河平四年（公元前25年）代王商为丞相，封安昌侯。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卒。历仕宣、元、成、哀四朝，是西汉中后期历任丞相中少有的善终者之一。不外此东谈主阿附王氏，官声欠安，那时就被指为“奸东谈主之雄”和“佞臣”。张禹以帝师贵显乃在成帝时间（公元前32年—前7年），故《张侯论》的流布当在此时过甚后。

与悬泉汉简《子张》篇同层出土的汉简有464枚，明确编年者36枚，从宣帝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到东汉永平二年（59年），前后超过113年。悬泉简《子张》篇的年代当在成帝建始（公元前32年—前29年）往常。如斯，其版块实质要比《张侯论》早，比刘向在成帝时雠校图书的时辰要早，尽管断句残篇，但在《论语》流传史上的价值是拦阻疏远的。至于咱们当今在敦煌遗书和吐鲁番晓谕中看到的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残篇，那又是远在200年之后东汉末年的事

汉武帝对匈奴的干戈得到决定性告捷后，对新开辟的地域接受了修筑边塞、驻兵屯守、外侨设郡、发展坐褥等一系列军事、政事和经济规范。与此同期，符合大一统阵势的儒家念念想也形摄影随处被实行到了边域各地，塑造了官员

和军民的中枢价值取向。儒家图书在西北汉简中的不绝发现，等于其中的例证。除了上述悬泉汉简中的《论语》外，西北汉简中的儒家图书还有1930年代的中瑞西北科学教练团中，中方队员黄文弼和瑞方队员贝格曼诀别发现的罗布淖尔汉简和居延汉简中都有《论语》残简片段。罗布淖尔汉简中有《论语·公冶长》第12章的断简：

亦欲毋加诸东谈主子曰赐非……

今本作：“子贡曰：‘我不欲东谈主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东谈主。’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简文“无”作“毋”。“赐”后头多一“也”字。黄文弼先生指出：“此简出罗布淖尔古烽隧南兵房中。在北兵房中同期出土者，有黄龙、河平、元延诸年号，则此简书写当亦在斯时……此简所书《论语》，不唯在郑玄之前，且在刘向之前矣，甚顾惜也。”

在居延甲渠候官行状所出汉简中，有《论语·为政》第10章残简：

所由不雅之所安东谈主焉叟哉东谈主焉叟……（4.6）

今本作：“子曰：‘视其是以，不雅其所由，察其所安。东谈主焉瘦哉？东谈主焉瘦哉？’”简文“察其”作“不雅之”。

20世纪70年代出土的金关汉简中，有《论语·泰伯》第一章的残简：

子曰大伯其可（73EJT15：20）

今本全文作：“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罢了。三以全国让，民无得而称焉。’”

还有《论语·阳货》19章和21章的残文：

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

年之丧其已久矣正人三□（73EJT24：833）

今本作：“子曰：‘予欲尴尬。’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正人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罢了。’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百物生焉”简本作“万物生焉”；“期已久矣”简本作“其已久矣”。

卅井次东隧有一简似为臣民上书皇帝的奏章，援用了《尚书·洪范》和《论语·季氏》：

无扁无党王谈汤汤无党无扁王谈

□辨论语曰不患寡患不均圣朝至仁哀闵□□□□□□□ （ESC106）

今本《尚书·洪范》作：“无偏无党，王谈荡荡；无党无偏，王谈平平。”而简文“偏”作“扁”；“荡”作“汤”。另外，“王谈平平”，简文后二字未释，今细审原简，似应释为“王谈辩辩”。《论语·季氏》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简文作“不患寡患不均”，AG真人中国官网入口少一“而”字。杨伯峻《论语译注》字据俞樾《群经平议》以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应作“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因为“贫”和“均”是从钞票着眼，“寡”和“安”是从东谈主民着眼。但粗略文看，并非如斯。

20世纪70年代出土的金关简中，还有些许《孝经》的篇章，比如：《开宗明义章第一》：

中尼居曾子寺子曰先（73EJC：37）

今本作：“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谈，以顺全国，民用蔼然，曲折无怨，汝知之乎？’”

简本“仲”作“中”，“侍”作“寺”，即是同音假借又体现了期间的先后。

《庶东谈主章第六》和《三才章第七》：不足者未之有曾经子曰甚哉□（73EJC：179）

此简连络抄录了《庶东谈主章》的末尾几字和《三才章》的起首几字。而今本《庶东谈主章》的全句是：“用天之谈，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东谈主之孝也。故自皇帝至于庶东谈主，孝无终始，而患不足者，未之有也。”《三才章》的全句是：“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全国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全国。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

《圣治章第九》：

曾子曰敢问圣东谈主之德无以加于孝乎子曰全国之间莫贵于东谈主东谈主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73EJC：176）

今本《圣治章》全句是：“曾子曰：‘敢问圣东谈主之德，无以加于孝乎？’子曰：‘全国之性，东谈主为贵。东谈主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东谈主也……’”其中“全国之性，东谈主为贵”，简文作“全国之间，莫贵于东谈主”。

《广要谈章第十二》：

□其父则子说敬其兄则弟说敬其君则（73EJC：180）

今本全句为：“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者，敬云尔矣。故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敬一东谈主而千万东谈主悦。所敬者寡而悦者众，此之谓要谈也。”今本“悦”简文作“说”，二字通，但“说”的用法更早。

上述《孝经》残简，是1973年发掘时网罗的散简，其中30多枚编年简中从元凤六年（公元前75年）到太始四年（4年）前后超过近80年时辰。固然难以再缩限制，信得过年代不知所以，可是仅从出地皮而言，阐明它的出现与边域的军事活动密切关联，是边防将士一边看护边关一边学习文化常识和接受念念想讲解的居品。所谓始于孝悌而终于忠君报国，与凝合陶铸军东谈主的精神和士气有胜利探讨，也与牢固边域有胜利探讨。

西北如斯，东北亦然。就在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军攻打楼兰的同期，派了左将军荀彘和楼船将军杨仆率军攻打朝鲜，“故遂定朝鲜为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同河西四郡和西域的情况雷同，武帝之后的各代统帅者尤其是宣元时间即把儒家念念想和伦理熏陶实行到了朝鲜半岛，影响深切。

20世纪90年代初，朝鲜在平壤贞柏洞探望了3000多座汉代古墓，其中364号墓出土了一批《论语》简，臆想总额为120多枚。全部材料朝鲜社会科学院一直未始公布，部分像片障碍传到日本再传到韩国，引起学界等闲关怀。当今咱们能看到的39枚《论语》简中有31枚的实质属于《论语·先进》，存字557个。8枚属于《论语·颜渊》，存字144个。由于同墓出土有《乐浪郡初元四年县别户口簿》，是以其年代，至少在此之前，即公元前45年往常。是以它是除河北《定州汉墓竹简〈论语〉》除外较早的论语版块。《定州汉墓竹简〈论语〉》出自中山怀王刘修之墓，而刘修死于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前后出入十年。定州本《论语》存字7576个，快要传世本一半的翰墨，但各异之处有700多处，近止境之一。平壤本《论语》的39简中，有10简实质王人备与今本换取，其余29简有各异。而此29简与定州本比较，实质换取者10简，翰墨各异者19简。不外未始寓见解平壤《论语》简可能还有70多枚，实质不知所以。是以日、韩学者以为：“平壤贞柏洞364号墓中出土的《论语》竹简，与1973年中国河北省定州汉墓中发现的《论语》竹简险些是同期代的，看成刻下已知的《论语》原典，可能是现有最陈旧的贵府。”

刻下从地下发现的上述材料看，《论语》等儒家图书从朝鲜半岛的北部不绝传到南部，再传向日本，酿成了东亚地区中文化圈亦即儒家文化圈，对东亚地区产生了深切影响。2003年在韩国南部的金海市洞和2005年在西部仁川市桂阳山发现的《论语·公冶长》的木觚以及在日本发现的《论语》原文，为上述论断提供了最佳的撑捏。

对汉王朝开拓河山历程中所接受的一系列军事的、政事的、经济的、酬酢的各式方略和要害活动，史籍都有明确纪录。但在念念想文化上对牢固边域、维系东谈主心、斥地大一统的政措置念和和洽的价值不雅方面所接受的规范，尚属阙如。敦煌、居延、西域以及朝鲜和韩国发现的简牍《论语》过甚他儒家经典，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缺AG真人，弥足稀奇。（郝树声）